谈到日本侵华股票配资宝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卢沟桥事变，可那已经是全面战争的爆发点了。在这之前，日本已经一步步蚕食了中国大片领土，而这个过程里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一次次选择了退让。
有人把这叫作“忍辱负重”，可问题是，忍辱换来的不是和平，而是更大的灾难。
那么，日本侵华的大门是怎么被打开的？这要从蒋介石对中日实力的判断说起。
蒋介石心里很清楚，当时中日两国的军力差距大到没法打。日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，能造飞机坦克军舰，而中国连步枪都做不到统一口径。财政上更不用提，内战已经打了好几年，国库空虚，军队编制混乱。
他算过一笔账，如果全面开战，沿海工业区一丢，外援一断，仗根本撑不下去。这个判断本身没错，但问题在于他把“暂时不能打”变成了“一直不能打”，把“避战”变成了“不战”。
“攘外必先安内”这句话被蒋介石反复强调，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个借口，但其实这是他的真实想法。在他看来，共产党苏区在南方，红军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战斗力强，而且有苏联支持，直接威胁他的统治。
东北的张学良本来就是军阀，华北的宋哲元、韩复榘也是听调不听宣，地方实力派各怀心思。他觉得只有先把内部这些“钉子”拔掉，中央政府的命令才能真正贯彻下去，那时候再举全国之力抗日才有胜算。
可这个逻辑有个致命漏洞——日本不会等你把家务事处理完。
日本人看准了蒋介石的这个心理。九一八之后，关东军发现中国军队果然不抵抗，胆子就大了。紧接着在上海开战，试探中央军的反应，结果十九路军拼死抵抗，蒋介石却下令停战。
日本人明白了，蒋介石只允许局部抵抗，而且最后一定会妥协。这种“试探—施压—得手”的模式被日本反复使用，每一次都能拿到好处，胃口自然越来越大。
东北丢了以后，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国联上。这其实不是天真，而是无奈之举。他实在找不出别的办法来阻止日本，英美当时都在经济危机里自顾不暇，不会为了中国跟日本翻脸。
国联调查团来中国逛了一圈，出的报告虽然承认日本是侵略者，但没提任何制裁措施，反倒给了日本退出国联的借口。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外交牌彻底打空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仍然不愿意撕破脸，因为一旦彻底断交，日本就可能发动全面进攻。
塘沽协定签完之后，蒋介石一度想跟日本缓和关系，因为他觉得东北已经丢了，暂时收不回来，不如先稳住日本，争取时间整军备武。他甚至派了不少亲日派去跟日本谈经济合作，想用利益换取和平。
但这种想法在日本人看来就是软弱可欺，所以他们很快又提出了华北自治的要求。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签下来，华北的主权名存实亡，蒋介石还是忍了，因为他认为华北不是核心区，丢了可以以后再拿回来。
真正的问题是，每一步退让都在降低日本侵略的成本。打仗是要死人的，是要花钱的，可既然中国军队不抵抗，日本只需要派少量兵力就能占领大片土地，那为什么不继续推进？
日军的少壮派军官本来就狂热，看到中国这么好打，更是把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当成目标。蒋介石的退让不但没有麻痹日本，反而刺激了日本的扩张野心。
还有人会问，蒋介石为什么不学苏联，当初苏联在远东跟日本打了好几次，虽然吃了亏但硬是没让日本占到便宜。
可问题是，苏联有完整的重工业，有西伯利亚大铁路运输补给，中国什么都没有。蒋介石不敢拿仅有的那点中央军去拼，他怕一仗打光家底，连内战都赢不了。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情，让他陷入了越怕打越得退，越退日本越进，越进越没法打的恶性循环。
说到底，为日本侵华打开大门的不是某一件事，而是一种持续多年的妥协惯性。从济南到东北，从上海到华北，蒋介石每次都在关键时刻选择退让。他当然有自己的理由，也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困难，可历史评价看的是结果。
日本能够那么轻松地占领东三省，进而控制华北，离不开蒋介石的纵容。这种纵容不是故意卖国，而是一种战略短视，把眼前的内政优先于民族存亡，把反共看得比抗日还重。
到了1936年底，西安事变把蒋介石逼到了墙角，他才被迫放弃“安内”优先的政策。可那之前失去的五年时间再也追不回来了。
东北的工业基地成了日本的战争补给站，华北的煤炭铁矿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，中国军民在日寇统治下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。那些不抵抗的命令，那些屈辱的协定，那些寄希望于国联的空等股票配资宝，最终汇成了民族记忆里最沉重的一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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